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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移动支付网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5年货币金银和安全保卫工作会议。会议要求2025年要扎实做好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持续探索应用和场景创新。

　　据人民银行今年1月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3-2024年）》显示，数字人民币使用场景和交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覆盖17个省（市）的26个地区，在批发零售、餐饮文娱、教育医疗、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乡村振兴、绿色金融等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并推出基于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的预付资金管理、供应链金融、信贷服务、小微企业服务等产品。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7月末，数字人民币App累计开立个人钱包1.8亿个，试点地区累计交易金额7.3万亿元。然而，在数字人民币试点不断深化推进的过程中，政策、产业、生态、技术、推广等各方面的问题开始显现，在技术磨合、用户习惯转变、监管协调等多重挑战下，如何在这场挑战和机遇并存的货币变革中破局，这将是数字人民币2025年乃至未来必须要面对的困境！

　　数字人民币试点进入“冷静期”

　　上一次央行官方公布数字人民币相关数据是在2024年9月，数字人民币第四批试点城市的扩展是在2022年12月，而上一次央行官方发布数字人民币相关“白皮书”是在2021年7月。可以说，央行对于数字人民币试点的节奏已经逐渐放缓，从最初的“积极稳步推进”“坚定不移推进”到如今的“稳妥有序推进”“扎实推进”，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开始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冷静期”。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下的各种挑战仍然存在：

　　1、安全、技术与用户习惯的平衡关系

　　首先，安全问题永远都是重中之重。在移动支付网看来，这也是数字人民币一直以来保持着稳步试点节奏的原因之一。自从数字人民币试点以来，部分不法分子也开始瞄准了这一新兴领域，利用消费者对于数字人民币的好奇和不够了解，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进行诈骗，给消费者的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而数字人民币作为一项国家级别的金融基础设施，需要考量的不仅仅是支付所带来的便捷性提升，更多的是真正投放市场之后，其系统、产品、生态各个方面的安全性。这不同于互联网企业的产品落地思路，不能抱着“敢用敢赔”的理念强制推行，必须建立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杜绝一切有可能的安全漏洞。

　　其次，技术问题永远都不是问题，但是技术需要与时俱进，服务于人。中国是一个移动支付异常繁荣的国家，据央行近日公布的2024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的数据显示，2024年移动支付业务2109.80亿笔，金额563.70万亿元。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网络支付业务1.34万亿笔，金额331.68万亿元。其中移动支付的数据随便都是万亿级别，以我们最为熟悉的双十一来看，其中当日业务峰值多数超过10万笔/秒的级别。面对这些高并发的支付体量，数字人民币仍然需要不断提高技术冗余度和可拓展性。另外，从试点之初数字人民币被广泛提及的“双离线”支付，到如今开始向“账户模式”转变，至少在数字人民币硬钱包的路径选择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账户模式以及准账户模式或将成为未来的主流，而价值模式仅是补充。而这也是一种“技术服务于人”的观念转变，毕竟“双离线”的现实需求非常有限。

　　最后，用户的使用习惯问题是难题。尽管数字人民币一直以来并未强调与其他支付工具的竞争关系，同时作为金融基础设施将长期与其他支付工具共存，但是数字人民币App的推广使用仍然需要考虑使用习惯问题。移动支付市场双雄鼎立的局面早已根深蒂固，在零售端市场如何改变用户对传统支付工具的依赖，培养数字人民币的使用习惯，将是数字人民币未来的试点和推广过程中的一大难题。

　　2、监管、机构与受理环境的职能协同

　　目前，数字人民币在双层运营架构下，中国人民银行建设运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提供交易转接和结算公共基础设施，同时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平竞争，向社会公众提供数字人民币服务。

　　但是，目前来看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仍然缺乏明确的权责分工和制度安排。比如各个参与方的分别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享受什么样的权利？有哪些约束？等等。另外，机构之间的协同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目前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并没有官方的职能定位和划分，所谓的2.5层也仅是行业说法，如何通过行业规范形成行业机构之间甚至是跨行业、跨部门之间的协同将是另一个需要完善的问题。

　　受理环境的问题与机构的职能制度安排关系密切，同时也涉及到数字人民币一直以来讨论的“盈利”问题。受理环境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市场普及度仍然不够，除了红包等补贴的刺激之外，消费粘性较低，线下场景的吸引力不足；另一方面，商户对于数字人民币的了解不够，受理培训不到位，甚至某些银行人员对于数字人民币的了解度也不够，导致受理环境的接受度低。另外，受理环境和应用场景拓展也需要标准统一和规范，以尽快实现数字人民币体系与传统电子支付工具的互联互通。

　　至于“盈利”问题，或许是目前数字人民币试点阶段整体节奏开始“放缓”的主要原因。目前试点地区多以政策引导为主，缺乏实质的试点操作细则和可持续性的盈利模式，当试点到达一定阶段时，如何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激励机制，持续调动各方积极性，是数字人民币从试点走向落地的关键点。

　　3、政策、法律与生态建设的全面推进

　　2020年10月，央行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已明确规定，人民币包括实物形式和数字形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制作、发售代币票券和数字代币，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

　　也就是说，理论上而言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并未明确数字人民币的法偿性地位，拒收数字人民币是缺乏法律约束的。同时，由于数字人民币并不同于传统的人民币，其持有依赖于手机、硬钱包等特定的设备和载体，商户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受理改造，并非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具备接受条件，而当前《中国人民银行法》及其《征求意见稿》中并未对法偿性条款作出“不具备接收条件”可以拒收的例外规定。

　　另外，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过程中还涉及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数据隐私保护、网络安全等问题；如果数字人民币涉及跨境支付，还会涉及司法管辖区监管政策不同带来的更多问题。这些问题除了需要通过技术方案予以解决外，还需要从法律制度上予以规制。

　　挑战之下，数字人民币静待曙光

　　数字人民币的试点需要保持“稳中求进”的决心，尽管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仍要坚信黑夜之后便是黎明。

　　技术革新：持续丰富数字人民币产品体系

　　数字人民币需要持续丰富数字人民币的软硬产品生态体系。在基础产品方面，数研所和运营机构共建数字人民币App，并构建软硬钱包体系。如继续推进支持扫码支付、线上支付、转账和“碰一碰”支付外，无电支付、手机SIM卡支付等产品的推广应用，还需着力弥合“数字鸿沟”，重视无障碍适老化设计。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及2023年成都大运会和杭州亚运会上，免于下载App的可视卡硬钱包受到广泛欢迎，提升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便利度。同时，需要按照“不改变用户支付习惯、尽量不增加商户成本”的原则推进数字人民币与传统电子支付工具条码互通的工作，以提升使用便利度。

　　数字人民币依托区块链、加密算法及智能合约等技术，构建了高效、安全的底层架构。其“双离线支付”功能解决了传统电子支付对网络的依赖，而智能合约技术则实现了资金流向的精准控制，例如在消费补贴、工资发放等场景中确保专款专用。此外，数字人民币的可追溯性为反洗钱、反恐融资提供了技术支撑，通过“可控匿名”设计平衡了隐私保护与监管需求。这些技术创新不仅提升了支付效率，还为金融服务的普惠化提供了技术保障。

　　场景拓展：以效率和安全助力数字化转型

　　数字人民币需要转变试点推广思路，在稳妥推进C端场景普及的同时，大力拓展B端场景应用，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人民币具有“支付即结算”的特点，其支付完成后实时到账，商户和企业无需等待账期即可收款，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其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支付和结算“效率”的提升。因此，数字人民币应用于批发支付领域能为企业乃至整个行业带来数字化能力，提升行业的数字化水平。

　　另外，数字人民币的智能合约所带来的灵活性可以让其适用于多种环境和关系，比如定向用途、定向人群、定向场景等。如果说“支付即结算”带来的是整个支付系统“效率”的提升，那么“智能合约”便是数字人民币技术创新上的着力点，带来的则是在多角色、多场景、多时效等不同环境和关系下，交易如何实时有效、安全可信地完成。

　　针对小微企业、农村地区及老年群体，数字人民币通过简化开户流程、降低交易成本，助力金融服务的下沉。例如，苏州推出数字人民币普惠信贷产品，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在政务场景上，目前多地实现税费缴纳、社保发放、政府采购等政务服务的数字化。例如雄安新区通过“区块链+数字人民币”优化财政资金管理。

　　据悉，数字人民币已经在预付资金管理、供应链金融、财政补贴等场景广泛应用。截至2024年9月，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在预付资金管理领域的产品——“元管家”已发生34.69万笔交易，交易金额逾5700万元。

　　国际机遇：重塑全球数字货币竞争格局

　　数字人民币乃至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将推动跨境支付的应用，随着试点扩展至跨境场景，其为国际贸易结算提供了更高效的解决方案，或减少对SWIFT系统的依赖，甚至重塑全球数字货币竞争格局。

　　另外，由BIS香港创新中心、泰国中央银行、阿联酋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和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发起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下称“货币桥”）项目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目前已经发展至各参与央行和货币当局可自主推进的阶段。下一步，在参与央行和货币当局全面接手的情况下，需要进行持续开发和运营，充分发挥货币桥项目的潜力，将该项目从MVP推进到全面生产阶段。

　　3月1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跨境移动支付及数字人民币跨境业务国际收支统计申报政策问答，也充分表明了随着数字人民币试点推进，越来越多的数字人民币跨境业务将会涌现，其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前景和空间是巨大的。

　　数字人民币在跨境领域的试点不仅推进了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创新，还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数字人民币采用点对点的交易，简化了繁琐的手续，有效降低了跨境支付的成本，提高了支付速度，为跨境贸易企业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支付解决方案；另一方面，随着“货币桥”的不断推进，中国积极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相关的技术标准与国际接轨，将增强其在全球数字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有助于加强央行间数字货币合作，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董监高违反公开承诺，被判赔偿！

　　4月25日，上海金融法院公开宣判原告刘某某、郑某某诉被告上海金某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某泰”）、袁某、罗某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

　　证券时报记者在现场获悉，上海金融法院一审判令被告袁某、罗某共同赔偿原告刘某某投资损失50.61万元，共同赔偿原告郑某某投资损失27.74万元。

　　该案是2019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来，全国首例因上市公司董监高（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简称）未履行公开增持承诺引发的证券侵权纠纷案件。据悉，本案采用示范判决机制进行审理。

　　被告郑某某的代理律师、上海邦信阳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刘博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案是新证券法第八十四条的首次司法适用，“此次司法层面的破冰，激活该条款，有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以及推动资本市场有序运行”。

　　新证券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作出公开承诺的，应当披露；不履行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该条规定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了违反公开承诺的民事赔偿责任。

　　是否存在主观上“忽悠式增持”？

　　2021年6月15日，金某泰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兼总裁袁某、控股子公司总经理罗某计划在6个月内增持金某泰股份，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3亿元。后金某泰两次发布公告，称袁某、罗某上述增持承诺履行期限分别延期至2022年6月15日、9月30日。2022年9月30日盘后，金某泰公告称，袁某、罗某未能在延期期间完成增持计划。同年10月2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对袁某、罗某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同年12月2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对袁某、罗某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决定》。

　　原告刘某某、郑某某主张其因上述股份增持承诺购买了金某泰股票，而袁某、罗某未履行承诺，构成证券虚假陈述行为，要求金某泰、袁某、罗某共同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等共计900余万元。

　　证券时报记者在现场获悉，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公开增持承诺是否构成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行为；如果虚假陈述行为成立，该行为是否具有重大性；案涉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的投资损失之间是否存在交易因果关系和损失因果关系，投资者可获赔金额应当如何计算；三被告的责任应当如何界定。

　　原告刘某某的代理律师、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蔡联钦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两名公司高管公开作出金额巨大的增持承诺，作为投资者有理由相信会对公司股价造成巨大影响，投资者也是基于这样的预期，进行了投资，但后续公开承诺以及两次延期均与事实不相符且一股都未增持，“公开承诺前后反差太大，导致原告损失巨大，我们认为被告的公开增持承诺已构成虚假陈述，要求其承担投资差额的损失，符合法律规定”。

　　被告金某泰辩称：其并非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的主体，针对被告袁某、罗某增持股份的全过程，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发布了公告，不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且已就增持延期事宜及时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被告袁某、罗某共同辩称：两被告已经根据规定及时将增持意愿、资金筹措情况及因资金筹措困难导致延期等情况书面告知金某泰，因客观上履行能力不足，无法再履行增持承诺，不存在主观上“忽悠式增持”的故意或过失，对此，公司也及时发布了公告。股价下跌主要是由于市场整体及企业自身经营等其他情况导致，并非两被告不履行增持承诺导致。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公开承诺增持行为的法律性质、责任构成要件、责任承担等主要争议焦点进行了举证、质证和辩论。

　　“董监高”共同赔偿公司不担责

　　上海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开承诺包括股份限售承诺、业绩承诺、股份增（减）持承诺、分红承诺、股份回购承诺、法定义务重述承诺等多种类型，不履行公开承诺的法律责任属性无法一以概之，应结合承诺主体及内容、相对人确定与否、未履行承诺的原因、承诺主体的过错等因素综合予以考量，可能构成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典型证券侵权行为，也可能无法归入证券特殊侵权范畴，抑或是构成违约行为。

　　就本案诉争的公开增持承诺是否构成证券虚假陈述行为，上海金融法院认为，应结合证券市场股票增持的行为特点、公开增持承诺的行为性质，以及被告方作出增持承诺时的履约准备、两次延期事由、未履行承诺原因、有无免责事由等因素综合判断。

　　本案中，上海金融法院认为，袁某、罗某在首次作出增持承诺时并无资金准备，在后续延期过程中亦未积极筹措资金，且在面对交易所质询时以过桥资金制作“虚假”存款证明，故难以认定其有增持的真实意愿。从增持主体、承诺增持金额、市场影响力等角度看，袁某、罗某公开增持承诺信息的披露，对证券市场和投资者预期产生严重误导，其所主张的未能履行增持承诺的抗辩理由明显不合理，故虚假陈述行为成立且具有重大性。

　　上海金融法院同时认为，公开承诺人袁某、罗某为法定信息披露义务人，而非金某泰。从信息披露的全过程看，金某泰尽到了基本的审查义务，亦无证据证明金某泰明知或应知袁某、罗某存在虚假陈述，故不应承担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

　　综上，经委托第三方机构损失核定，上海金融法院一审判令被告袁某、罗某共同赔偿原告刘某某投资损失50.61万元，共同赔偿原告郑某某投资损失27.74万元。

　　三名被告的代理律师、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王澍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金某泰属于免责，应该不会考虑上诉，两名被告应该会考虑上诉，“具体还要回去询问当事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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